摘 要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处国家文化公园，是具有超级文化线路特征的中华民族“神圣地理空间”。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在本质上是建构一种新时代语境下的中华文明空间叙事体系。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叙事以“时空重构”的方式，通过符号叙事构建文化标识和廊道叙事串联线性空间，将中华文明的宏伟格局、深厚底蕴和独特价值进行深层次的“叙事唤醒”，建立起一种国家宏大叙事和个体情感体验的连接通道。进一步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以空间叙事为纽带，实现国家文化价值、地方文化价值和个体文化体验的交融统一。
关键词 ：国家文化公园 中华文明 空间叙事 文化线路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2022年，我国已经形成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处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体系。国家文化公园具有地域范围广、历史纵深长、文化价值突出等特点，既不同于以往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各类空间实体，也不同于国家公园等以自然生态保护为导向的空间主体。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意在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发展演变的宏大时空背景中，通过大范围、大跨度的时空纵横，集中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空间载体、价值载体和符号载体[2]，在本质上可以被看作是通过宏大空间叙事阐释中华文明、彰显中华文明价值的空间叙事体系。
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政策文件的形式对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进行了技术层面的界定：“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通过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3]该方案从技术上说明了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性质和空间功能，同时指出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种空间组织体系，其目的是“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自国家文化公园概念提出以来，近年来关于国家文化公园本质特征的学术探讨备受学界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李飞、邹统钎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大型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和优秀文化展示的新方式”，其建设逻辑体现在“塑造国家象征、促进全民族文化认同、建设多功能/公益性/大尺度线性空间的目标指向”[4]。陈波、庞亚婷指出：“国家文化公园承载国家记忆，汇聚多元文化符号，形成了以空间生产为内生动力、场景表达为外在承载的齿轮式结构框架。”[5]傅才武、魏冀强调，“国家文化公园重在建设具有国家（民族）历史与国家象征意义的特定文化空间，体现为‘国家（族群）文化’的‘空间载体’和‘物化形式’”；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在于，以“一个具象空间内重建时间的组织方式，赋予故事以族群记忆的意义”[6]，等等。综合以上观点，可将国家文化公园视为一种空间体系，这种空间体系与中华文化的标志、中国的国家象征、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紧密相关。然而，关于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体系如何转化成为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标志象征这一关键问题，已有研究往往语焉不详。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尝试从“空间叙事”视角探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由此可被定性为一种彰显中华文明价值的空间叙事体系，它通过在广阔国土上大范围、大纵深的文化线路“时空重构”开展中华文明空间叙事；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便是通过“空间叙事”来实现“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过程。
叙事是传承文化记忆和集体情感的重要纽带，如何叙事是人类文明历程中永恒的课题。空间叙事是以空间作为核心要素来构建故事、传达意义以及组织叙事结构的一种叙事方式。有学者指出，“空间叙事”是一种融时间文本逻辑性与空间文本直观性为一体的时空体叙事思维，在社会、经济、地理甚至设计学科中得到广泛应用；当某一个空间和具体的人物、事件以及时间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场所，而此一场所则构成了一个“叙事空间”[7]。也有学者认为，空间叙事是一种“时空复合体”（Spatiotemporal Complex）的方法论[8]，是叙事者以空间（物质或者非物质）要素作为媒介，借助符号学中的能指与所指的含义，以叙事的方式进行信息的表达，以此让接收者基于自我的认知意识获得一定的感知与体验[9]。基于叙事学视角，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处国家文化公园正是五条具有丰富文本内涵、跨越历史时空的超级文化线路，集中构成了讲述中华文明形成、发展、演变历史进程的叙事体系。不同于以文本为中心的经典叙事，国家文化公园以文化空间廊道为叙事线索，通过大跨度的超级文化线路整合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空间节点，从而串联起壮丽恢宏的时空长卷和民族史诗，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构中华文明的空间叙事体系。
龙迪勇将空间叙事理论中的空间分为四类：故事空间、形式空间、心理空间和存在空间[10]。其中，故事空间指故事发生的场所、地点，是可以实体化的空间；形式空间指叙事作品的结构性安排呈现出的空间形式，是能够结构化的空间；心理空间指叙事时由某种心理活动呈现出的空间特性，是由想象呈现出的心象空间；存在空间最为抽象，它是积淀在意识深处的“比较稳定的知觉图式体系”[11]，是精神符号意义上的空间。在建设路径上，国家文化公园提出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即在空间上将国家文化公园分解为四种不同的功能类型；在空间叙事过程中，此四类空间能够分别发挥不同的作用。管控保护区可以理解为保存文化记忆的“故事空间”；主题展示区可以理解为通过结构性安排和精心设计展现文化的“形式空间”；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可以理解为通过文化遗产资源的体验、共享而形成情感连接、交流、共鸣的“心理空间”；在此基础上，五处国家文化公园自身成为承载中华文化共同体价值与认同的“比较稳定的知觉图式”，最终形成一种“存在空间”——由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抽象而成的“空间符号”，即“中华文化的标志象征”。由此，国家文化公园提供了一种助推国家形象传播从语言叙事向空间叙事转变、塑造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新路径[12]。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种空间叙事体系，其叙事对象是恢宏壮阔的中华文明及其形成、发展、演化之历程；其叙事方式是通过超级文化线路的“时空重构”，将“不同时空线路下的存续状态和发展路径”进行时空耦合，构建一个多维的文化空间[13]。“中国”是一个广义上的“地理-政治-文化概念交会”[14]；中国这片土地，是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创造文明、缔造历史的大舞台。中华文明的宏伟气象，非国家文化公园不能承载；中华文明形成、发展、演化的时空历程，非通过国家文化公园超级文化线路的“时空重构”不能呈现。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便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空间与时间的广阔纵深与时空重构讲清楚什么是中华文明，以及中华文明的国家价值与世界意义。
（一）构建中华文明形成的地理空间脉络
葛剑雄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是某一个特定的人类群体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5]。冯天瑜指出，“文明既是一种人类现象，它使人与禽兽区别开来；文明同时又是一种民族现象，不同地域、不同国度人们创制的文明千差万别”；我们所论及的“中华文明”，“约指中华民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繁衍生发的自成一格的文明”[16]。中华文明的孕育形成，有赖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与广阔的地理空间。《尚书·禹贡》概述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为“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片土地具有“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开阔、地形气候繁复的特点，从而为文明的多样发展、文明中心的迁徙转移提供条件”[17]。巡礼世界诸古文明，唯有中华文明有如此广阔的“文明规模”[18]：这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所在，也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不辍的地理根基。钱穆指出，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地形“是单一性的一个水系与单一性的一个平原”；古印度“亦只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他的地形仍是比较单纯”，“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中华文明自孕育之初，便处于一个大局面之中，“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始终限制在小面积里的情形大大不同”[19]。因此，要读懂中华文明的宏伟格局与宏大气象，须首先将其置于一个广阔的地理环境之中，而刻画这个地理环境的空间标志物，非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莫属。
黄河、长江是天然形成的大河，二者都发源于我国西部的青藏高原，自西向东分别贯穿中国腹地的北方与南方而注入大海。两条大河流经的河谷平原地带为孕育中华文明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与土壤。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完整拥有两条大河的国家，“江河互济”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在两个流域产生的文明萌芽相互呼应，汇聚到当时自然条件更优越的黄河流域，形成早期的中华文明，以后又扩散到长江流域……当长江流域获得了更有利的自然条件，经济文化的发展后来居上，又反哺黄河流域，帮助它重建和复兴。”[20]“因为有了长江，中华文明在整体上从未有过退步。自黄河流域开始衰落，长江流域即补充替代之。随着长江流域的兴起，中华文明顿开新篇，浩荡蓬勃，一往无前。”[21]
长城与大运河乃中华先民人工修筑而成，但并非没有其地理根基。长城横亘于中国北方，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体吻合，长城以南的季风气候适宜农耕，长城以北的大陆性气候适宜游牧，由此成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经秦代统一全国后连结成为“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蒙恬列传》）的万里长城，此后历代多予加固增修。在两千余年间，长城始终是中华文明的两大组成部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不断交锋与融合的文化“锋线”与“通道”。大运河位于中国东部，以京杭大运河为主体，也包括浙东运河以及历史上的隋唐大运河。大运河始于春秋时期对邗沟的开凿；隋代统一全国后，以洛阳为中心修建了北至涿郡、西至长安、南至余杭的大运河；元代则将隋唐大运河截弯取直，形成了从北京至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从北至南贯穿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将中国的地理空间通过水系网络连结成为一个整体，有力地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巩固中国这一具有广袤国土和众多人口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地理根基。
梁启超言：“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22]从空间叙事理论视角审视，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这四条跨越千年的地理轴线实为中华文明的“元叙事装置”，大纵深式地勾勒出孕育中华文明的地理与文化空间脉络，构成了理解中华文明格局与气象的空间叙事主线。
（二）贯穿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
中华文明是一个动态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袁行霈等人认为：“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不同地域的文明以及不同民族的文明，在交往过程中整合为一体的过程。整合的模式是以中原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23]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国历史分作“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中国之中国”为黄帝自秦一统，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亚洲之中国”为秦至清代乾隆之末年，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世界之中国”为乾隆末年至于今日，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24]。综合以上诸家观点，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实则是以中华民族自身主体性为基础，通过竞争融合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内在整合，进而不断吸纳世界诸文明先进成果并与之交流互鉴的过程；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处国家文化公园则是贯穿其中的关键纽带。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内在整合过程，如费孝通所言，“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聚和逐步融合的核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组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最后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被称为中华民族[25]。黄河与长江流域所构成的中国腹地是中华文明的传统农耕区。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粟作文化”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各自独立起源,然后平行发展：黄河流域沿着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序列递进；长江流域则在上、中、下游各自发展，分别以三星堆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夏商周三代王朝以黄河中游中原地区为中心持续扩大疆域，周边不同地域的部族也不断被纳入华夏族群，在秦汉时期实现国家大一统，最终形成了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以农耕文化为根基，有着广泛文化、心理认同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此阶段可谓梁启超所述“中国之中国”，实则是中华民族完成了以黄河、长江为基地的内部整合的过程。因此，黄河、长江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
在以黄河、长江流域为基础的汉民族农耕文化区逐步稳固的同时，在中国广袤的西部和北部还活跃着大批游牧民族。随着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接触与冲突，中原王朝在中国北部农牧分界线上开始修筑长城。长城不仅是一套军事防御体系，更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长期冲突融合、碰撞交流的界面与窗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过程的见证。随着魏晋以来诸游牧民族跨越长城进入中原地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经济与文化也不断向长江流域迁移，从而开启了长达千年的“经济重心南移”进程。为了强化南北之间的交流，新的大一统王朝——隋朝开始修建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极大地便利了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全方位交流，“东南财赋，西北甲兵”成为维系古代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两大支柱：“东南财赋”仰给于大运河，“西北甲兵”则有赖于长城对西北边疆的稳固。此后不论政局如何变换，大一统都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此阶段可谓梁启超所述“亚洲之中国”，实则是中华民族完成了在欧亚大陆东端多民族不断融合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长城、大运河厥功至伟。
中华文明吸纳世界诸文明先进成果并与之交流互鉴的过程，同步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内在整合过程；中华文明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包容开放且不断与外来文明相调适的动态存在。然而，论及外来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冲击，莫过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挟军事、科技、政治、经济的全面优势进入中国之时期。中华民族由此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世界之中国”时代，传统中华文明逐步向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转型嬗变。沿海是中华文明遭遇近代西方文明的第一道锋线，长江则是中华文明近代化往纵深发展的重要通道。1843年，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开埠；1861年，汉口、九江、镇江开埠；在此之后至民国时期，长江沿线的重要港口城市几乎都成为开放口岸。与此同时，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晚清“洋务派”以长江为基地开展洋务运动，沿长江兴起了一批近代工商业城市，“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沿长江溯江而上，逐步深入到内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换言之，“长江见证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转型与发展”[26]。
进入到现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使中华文明进入到全新的历史时期。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对中国革命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等红军队伍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各种自然险阻，以极高的革命信念和极强的革命意志完成了跨越大半个中国两万五千里的伟大战略转移。长征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一篇中国共产党人以亲身革命实践在中国大地上完成的伟大史诗，是进行中国革命叙事的壮阔空间文本。以跨越两万五千里的长征线路为缩影，可以更加深刻地体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百年沧桑巨变，其由是成为现当代中国历史中具有高度代表性的空间叙事主线和精神符号。
综上，五处国家文化公园在中华文明空间叙事中构成了“一体五维”的叙事矩阵，它们并非孤立的线性存在，而是通过空间叙事的“拓扑重构”，在中国地理版图上交织成文明演进的动态图谱。五处国家文化公园以大地为卷轴，以山河为笔墨，通过空间符号的叠加、流动与碰撞，成为中华文明空间叙事的活态载体，深刻彰显出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独特价值和深远意义（见表1）。
表1 国家文化公园对中华文明叙事的时空重构与重要价值
“叙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27]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是建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共同文化记忆，也是鲜活的历史时空文本。在新时代背景下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必须建构起一套基于文化意义的中国国土空间和历史文本的空间叙事体系。国家文化公园以宏大的历史地理空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空间叙事，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充分发挥其空间叙事功能，需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作用机制。以空间叙事理论观之，该机制可以分解为符号叙事、廊道叙事和叙事唤醒三个部分。符号叙事指的是将主题性空间及其代表性节点抽象为符号标识的叙事建构；廊道叙事指的是在线性空间串联过程中进行空间文本的解读与阐释；叙事唤醒则是将符号叙事和廊道叙事与个体的文化感知形成情感连接，进而唤醒个体和集体文化认同的过程。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关键要依托五处国家文化公园广阔的地理与文化空间，通过符号叙事、廊道叙事和叙事唤醒，构建起生动阐释中华文明时空意涵的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叙事体系。
（一）符号叙事：构建中华民族神圣地理空间的文化标识
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叙事是一种基于地理空间的符号叙事。其要素之一为空间，这是空间叙事的基础。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都有赖其地理空间，“领土认同”是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命题[28]。中华民族的形成演变离不开欧亚大陆东部的广袤国土，国土之上的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处国家文化公园涵盖了孕育中华文明的地理空间脉络，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因而成其为中华民族的“神圣地理空间”。其要素之二为符号，即将“神圣地理空间”抽象成为符号。叙事学视角下的地理空间具有象征意义，往往以符号的形式成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独特的文化标识。将这些地理空间符号化之后，“这些可见的标志物可以使一个民族更有意义，它们可以提高地方意识和对于地方的忠诚度”[29]。“人之对空间感兴趣，其根源在于存在（existence）。它是由于人抓住了在环境中生活的关系，要为充满事件和行为的世界提出意义或秩序的要求而产生的。”[30]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处国家文化公园象征着中华文明的地理版图和历史文化，储存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记忆，是精神符号意义上的“存在空间”，即积淀在意识深处的“比较稳定的知觉图式体系”，具有对国家文化的特殊标识作用。
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需要通过符号叙事来构建中华民族神圣地理空间的文化标识。根据皮尔斯关于符号（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解释项（interpretant）的“符号三联体”理论[31]，空间叙事中的符号叙事就是要通过对空间符号的抽象提炼，突显作为符号“对象”的实际地理空间，彰显符号“解释项”的象征意义。开展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处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符号叙事，一方面，要针对符号“对象”所指的特定地理空间进行原址保护与主题展陈。例如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针对长征出发地江西于都县城、长征转折地贵州遵义会议旧址、长征会师地甘肃会宁等重要的地理空间，强化原址管控保护，同时打造标识纪念物和主题化展陈凸显空间标识，强化国家文化公园的标识符号。另一方面，要针对符号“解释项”的象征意义进行艺术化演绎和文旅体验设计。例如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段建设中，近年来武汉以长江为舞台，以城市为背景，以黄鹤楼、长江大桥、南岸咀、江汉关等为空间标识，打造江汉朝宗景区，举办盛大的长江文化艺术季开幕式，不仅丰富了长江符号的文化内涵、象征意义和游览体验，而且成功彰显了“长江文明之心”的符号象征。这种基于符号叙事的“空间原址+意义赋能”的空间叙事策略，可以实现国家文化公园从物理空间到价值符号的升华，从而建构起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标识体系。
（二）廊道叙事：在超级文化线路的“时空重构”中解读中国
文化线路是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指的是在较长历史时间范围内承载人员、物资、技术、思想等多领域交流的独特交通路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发布的《文化线路宪章》将文化线路界定为：“任何陆路、水路或其他形式的交流线路，具有实体界限、独特动态与和历史功能，服务于一个特定的与确定的目标。”[32]这个概念着重强调了文化线路对人类互动交流的价值，以及文化线路的动态性和系统性特征[33]。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类型的提出，标志着对文化遗产认识理念的转变：线性文化遗产是一个跨越空间与时间的动态化过程，既有时间上的历时性，也有空间上的流动性，更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处国家文化公园充分体现为具有大范围、大跨越“时空复合体”特征的超级文化线路，储存着不同历史时期沉淀在不同空间范围多层叠加的文化记忆，是不同时空下文化线路存续状态和发展路径的总和，由此成为一种“时空折叠”的文明通道。
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要充分发挥其作为一种国家文化空间机制的“时空重构”叙事功能。国家文化公园的“时空重构”体现为对“时空折叠”的展开与重新诠释，其本质是实现历史层积与空间流动的辩证统一，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范围、不同价值内涵的文化线路进行解构与重组，将超级文化线路转化为可解读、可体验的叙事流线。做好国家文化公园“时空重构”需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呈现具有整体性的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线路网络。五处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超级文化线路，在相互之间的交织与影响中共同构成了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华文明体系。每一处国家文化公园同样具有整体性，均表现为历史文化与地理空间重叠累积的“时空复合体”格局，反映出中华文明在特定历史时期发展脉络在空间线路上的完整呈现。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国家文化公园工作格局中，首先要站在国家高度彰显其整体性，把握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文化价值，在统筹协调中呈现国家文化公园完整的文化线路网络体系。第二，开展国家文化公园的流动性空间叙事。五处国家文化公园均具有流动性特征，它们所代表的文化线路是动态演化与交流融合的过程，是跨越历史时空流动的线性文化遗产。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便是要依托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流动性的超级文化线路，将中华文明在不同时空中积淀的历史遗迹、文化标识和民族情感进行串联，叙述好中华文明在时空流转中不断交流、融合、传播、演变的历史过程。第三，打造依托于国家文化公园的旅游廊道。旅游廊道在多个旅游地之间起到交通连结、线路组织和旅游服务的作用，其本身也是一种主题性线路旅游产品。做好国家文化公园的廊道叙事，要在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线路网络和流动性空间叙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旅游廊道使多个文化空间节点进行旅游串联，形成面向普通民众、具有特定主题的叙事性线路旅游产品，才能以更加便于游览和体验的方式将国家文化公园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进行空间叙事阐发，让普通民众能够更加深刻领会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中华文明标志象征的价值意义所在。
（三）叙事唤醒：在文旅融合中激发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
叙事的同时是一个引发读者受众情感共鸣的过程，空间叙事则通过对空间所承载的文化记忆文本重新组织、解读与展现的方式唤醒受众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其本质是通过空间来重组时间，将空间时间化、故事化、情节化、体验化。“当空间和时间元素、人的行为和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空间变成了场所，体验的多样性是叙事空间的最为重要的特征。”[34]由此可见，空间叙事从其内在机制来看，隐藏着一个从“空间装置-文化记忆-叙事重组-空间唤醒”的逻辑过程。中国作为一种“文化认同型国家”，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紧密结合在一起，集中体现为“以文化认同统筹族群认同、地区认同和宗教认同，以达成现代国家建设的国家目标的优势和能力”[35]。然而，国家文化认同不会自动显现，必须通过国家文化的空间装置对文化记忆进行叙事重组方能实现；国家文化公园正是一种开展国家文化叙事的空间标识体系和超级文化线路网络。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叙事，在个体层面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叙事唤醒，将个体的文化自觉升华为中华民族集体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从而实现中华文明宏大空间叙事与个体文化自觉的有效连接。
文旅融合是实现对国家文化公园叙事唤醒的关键环节。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中，文旅融合在其中扮演着功能协同的整合功能，即将文化遗产的管控保护、文化价值的主题展示、文化传统的当代利用整合进文旅融合的体验场域之中。文旅融合可以理解为是旅游者在空间移动中感受不同文化场景、激发文化认同的体验过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便是这种在宏大时空场景中唤醒文化自觉的体会。文化旅游“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们想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思想时所发生的旅行，能帮助旅游者更好地体验和重塑国家文化认同”[36]。通过文旅融合，可以有效连接国家文化公园的物理空间和旅游者个体的精神世界，将国家文化的宏大叙事与个体的情感体验相连接，再将个体的情感体验历程转化为中华民族集体寻求共同记忆、彰显族群身份的独特路径，进而实现唤醒激发国民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之目的。
国家文化公园基于文旅融合的空间叙事唤醒可以总结为三种方式：一是跨越空间的体验。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提供了广阔的叙事场域，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演变的宏大历史时空背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江南水乡到西北大漠，从诗书礼乐到金戈铁马……在这个过程中，大范围的空间跨越能够将旅游“远方”的空间体验与文化之“诗”的情感体验融为一体。“能够唤醒强烈的历史在场感和文化认同感，激发起对国家、民族与个体人生的深度关联思考”[37]，这便是一种深厚的“家国情怀”。二是跨越时间的体验。文化认同建立在个体对文化身份起源的寻找和继承之中，国家文化公园不仅要提供宏大的国家叙事，更要把国家叙事与个体感知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国家文化公园具有标志性的历史场景的营造，融场景表达于空间叙事之中，使旅游者能够在场景之中与历史交流、与古人对话，建立一种连通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情感纽带，实现对个体身份认同与国家文化认同的连接。三是情景交融的体验。文旅融合促进文化认同是在文化旅游的审美体验和消费之中完成的，文旅体验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空间叙事的过程。文旅的审美及其对审美的消费是一种个体文化自觉的主动行为，实现这种自觉行为就要将国家文化公园重要节点的景观美学营造、文化内涵表达和旅游体验设计贯穿于空间叙事的全过程之中，使个体在自觉的审美体验和文旅消费的熏染中自然培育起深厚的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国家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是推动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关键是要通过对以国家文化公园为载体的空间标识体系和超级文化线路网络进行整合，建构中华文明的空间叙事体系。以空间叙事为引领，可以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厘清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国家价值、地方价值和个体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将三者统一在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叙事体系之中。
一是高度树立国家叙事坐标，为参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叙事本底。五处国家文化公园是代表中华文明的“神圣地理空间”。建构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叙事体系，应基于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标识符号树立国家叙事坐标，构建“以中释中”的叙事话语体系[38]，充分发挥这些空间符号作为价值符号的载体功能，阐释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体系中的独特发展路径、历史地位和文明贡献，形成中国特色的文明阐释框架，为中华文明参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叙事本底。
二是有机串联地方叙事节点，将地方叙事与国家叙事进行充分整合。五处国家文化公园是由无数空间节点组成的大范围、大跨度的超级文化线路。建构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叙事体系，要通过“时空重构”的作用将各个不同地域的文化空间节点统一到中华文明叙事的整体性之中，打造一系列既代表地方文化又象征国家文化的中华文明“神圣地点”，激发以地方为主体融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主体责任，将地方叙事与国家叙事进行充分整合。
三是生动营造个体叙事体验，建立个体情感与宏大叙事的连接通道。五处国家文化公园不仅是国家文化的标识象征，同时也是个体建立和培育国家文化认同的文化体验载体。建构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叙事体系，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打造开放式、体验式、公园化的文化空间，设计丰富多彩的文旅融合场景，让个体在对国家宏大叙事主题和地方文化的体验中唤醒对中华文明的深刻认同，最终实现国家文化价值、地方文化价值和个体文化体验的交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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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 晟，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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