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的特质
黄河全长约 5464 公里,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北麓,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九个省区,最后汇入渤海。
根据河道水文特性,上、中、下游的分界点分别在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与河南洛阳旧孟津。
一条大河,上、中、下游姿态各异,上游淌流在高原之上,中原穿行于山陕峡谷间,下游水出龙门,经孟津进入平原,沿途数千里积累的能量一倾而下,浊水横流。
清人宋琬《渡黄河》中的诗句“倒泻银河事有无,掀天浊浪只须臾”,对此描述得十分精彩。
图 42 涡纹彩陶罐
首次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河奔流,在两岸留下千古记忆,考古学界在黄土深处发掘出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黄土烧成的陶器上描绘的旋涡图案,也许就是黄河涌动的波涛,那团五千年前的炉火将奔流的河水凝固下来,化作永久的印记(图 42)。
大河奔流不仅成就了艺术创作,也书写了历史,传说中的先贤大禹,一贯被视作上古时代治水的英雄。
相传三皇五帝之时,黄河泛滥,洪水滔天,淹没了庄稼,冲毁了家园。尧遍访各地,寻找治水能人,各部落首领都推举鲧。然而,鲧未能胜任,治水九年而无功。尧之后,舜执掌天下,将治水之事交给禹。禹是鲧的儿子,为了治水,公而忘私,率领民众“随山浚川”,导河入海,成功地完成了治水大业。
数千年来,大禹治水故事早已从传说变成后人对祖先的记忆,那么治水留下的人与自然抗争的业绩,是否存在事实基础呢?
解答这一问题,要参考图 43 从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遗址的分布开始讲起。
图 43
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遗址的分布
很多年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凝视着这幅地图,渐渐陷入思索,不禁产生了疑问,无论山东丘陵、太行山东麓,还是山西、河南等地,都存在古人类留下的遗迹,唯有华北平原的腹心地带一片空白,既没有文化遗址,也没有城邑、聚落的可信记载,难道考古调查与古人均忽略了这块土地,还是另有原因?
问题的答案出人意料,现今这片聚落密集、人情欣欣然的土地,当年正是黄河河道所经之处。那时,黄河行经华北平原,每当汛期,数条河道并存,且随意游荡呈漫流状态,浊水奔流,四溢成泽,人不得为生,更无法安家立业,因此成为史前文化遗址的空白区。
当代学者经过研究认为,这也许正是大禹所在时代洪水滔天的缘由。
终结黄河下游河道漫流状态的力量是人工修建的河堤,这一时代大约在战国中期。
据西汉贾让的《治河三策》记载,战国时期黄河两岸大堤相距较宽,可达数十里,河水“尚有所游荡”,此后堤距不断缩减,“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
这是说汉代依然可见当年战国魏人修筑的大堤,距河流远在几十里外,此后不断有新筑的大堤在内侧排列,竟有数重之多。
这样的局面持续到西汉时期,黄河大堤“陿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奔流的河水结束了漫流状态,被束缚在河堤之间。
战国时期人口尚少,对土地的需求也不那么紧迫,河水尚有数十里空间可以摆动。至西汉年间,随着人口加增,迫切需要扩展土地,黄河大堤直逼河滩,河水被限于狭窄河滩之内,大量的泥沙迅速堆积在河底,很快便有了“河水高于平地”的地上河之势。
从今河南浚县西南古淇水口到浚县东北古黎阳县,在这 70 多里的河段内,河堤高出地面 1~5 丈,“地稍下,堤稍高”。一次洪水,“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水未踰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
贾让《治河三策》载:
“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 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 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 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
贾让这番记述告诉我们,黄河下游的地上河并非从来就有,其形成时代大约在西汉前期。
黄河下游地上河的存在,如同悬在两岸人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冲破大堤,酿成滔天洪水。
洪水猛兽是形容难以抗拒的灾难的常用之词,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三千年以来,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约一千五百次,名副其实的三年两决口,较大改道有二三十次,其中有六次重大改道致使浊流横溢,毁田庐,荡家舍。
频繁的水患北及海河流域,南达淮河流域,在整个黄淮海平原均留下了黄河的足迹。
我们就以黄河六次重大改道为核心,看看“掀天浊浪只须臾” 的大河历史(图 44)。
图44
黄河历代重大改道图
头两次的自然改道
正是地上河的存在,使战国中期筑堤形成的下游河道一直维持到了西汉末年。公元 11 年(新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决口于今河北大名东,泛滥五十余年。
至东汉初,公元 69 年,汉明帝命王景主持河道治理,新河道形成。如果说战国中期两岸的人们力挽狂澜, 修筑大堤,将黄河引入固定的河道,为黄河下游的第一次重大改道,那么东汉年间修筑的新河道就是第二次重大改道。
新莽时期,河水肆意泛滥半个多世纪,与当时的执政者王莽直接相关。王氏祖坟位于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河决东流,正好避免被淹之难。若填堵南岸决口,那么下一次大河决口就会冲向北岸大堤,王家祖坟正在北流之路上。
中国古人认为“事死如事生”,祖坟被淹不仅祖宗不舒服,也会因此而殃及后人,这样的结果是王莽不想看到的,自然不主张堵塞决口。正是如此,直到东汉时期,才暂时结束了黄河的泛滥。
东汉形成的河道大约维持了八百多年,在这八百年间,小的决口从没有间断,但河道大势尚且稳定,故后人也将这八百年视作黄河“安流”期。
黄河下游第三次重大改道发生在北宋庆历八年(1048 年),黄河决口于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并形成了北流。这次改道形成的河道不止一条,主要由北流、东流两条流向构成。
其中,北流自商胡埽一路北上,至天津以东入海,东流则经大名府向东北流,由今山东省无棣县入海。
黄河第三次重大改道带来的灾难远远甚于前两次,此后几乎每两三年即出现一次决口,每三四十年发生一次大改道,河水时而北流,时而东流,始终没有稳定在固定的河道中,流径大致以澶州、濮州为顶点,在北起太行山、南到淮河的方圆千里内摆动,水过之 处,田庐荡然无存。
北宋都城开封距黄河决口地点并不远,且黄河下游无论南北均是国家赋税的重要贡纳地,治理黄河自然成为北宋王朝的大事。然而,朝堂之上,究竟保北流堵东流,还是保东流堵北流,却难以形成统一意见。
北流、东流之争伴随河决地点的变化,大概存在三个阶段,经过几番争论,这已经不仅仅是治河理念的问题,俨然成为政治派别分野的依据。
其中第三次北、东流之争,东流一派代表人物为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等;北流一派代表人物为范纯仁、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俞等。这些我们熟悉的、不熟悉的人物都是朝中重臣,两派各执一词。
东流一派指陈北流存在的弊端有三:1. 北流河道会淤填北上至海河流域的运河,进而影响驻扎在北边军队的漕粮运输;2. 河北为重要农耕区, 北流行经会吞噬大量民田;3. 开挖于宋辽边界的塘泊,目的本为限制辽人骑兵南下,由于北流的淤填,将失去应有的防御作用。
最终结论是,若“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这是说,契丹人可顺黄河而下,直抵开封。
东流一派强调国防与漕运,北流一派则注重地形与水势,这派提出“东流高仰,北流顺下”,即东流一带黄河行经多年,早已淤高,而北流一线却有低洼之处保障河水通行,依水往低处流之常理,北流更近水情,况且“塘泺有限辽之名,无御辽之实”。
北流、东流两派不仅势均力敌,且均有在理之处,帝王也难下决心支持哪一主张。元祐三年(1088 年),回河东流 ,五年后河决内黄(今河南省内黄县),再次北流。此后北流、东流并存,且与北宋王朝相终。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朝堂上众说纷纭、难分难解,背后黄河再起狂涛、洪水滔天的景象。
军事造成的人为改道
黄河下游第四次重大改道发生在 1128 年,这时中国南北方已经分属于两个政权,女真人在北方建立了金国,南方则延续赵宋政权,为后人称为南宋。
正是因为南北两个政权的对峙,这一年黄河决口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南宋政权为了阻挡金人南下,在今滑县西南李固渡,人为扒开大堤,“以水当兵”。这一次黄河不再经行以往的河道,河水向东南流入泗水,再由泗水夺淮入海,从此开启了黄河夺淮的历程。
黄河下游第五次重大改道出现在元代至清中期,这几百年内是黄河下游河道最紊乱的时期,尽管总体流向也是夺淮,但黄河侵夺范围远远超过第四次重大改道。河水从泗水流域向西扩展至颍水一带,几乎淮河北岸所有支流都成为黄河流路。
黄河下游第五次与第四次大改道,不仅流向同为夺淮,且均从人为决口开始。
金哀宗开兴元年(1232 年)已是金王朝晚期,在蒙古军队的压力下,哀宗皇帝从北京一路南下逃至开封,又从开封逃至归德(今商丘)。面对蒙古人兵临城下,金人曾计划在凤池口扒开黄河大堤,挡住蒙古军队,但派出去的人无一冲出重围,计划未能实现。
然而,城内金人没有做成的事,却被城外的蒙古人实现了,结果如何呢?当初金人计划掘开黄河大堤,是听说凤池口地势高于归德府1,决堤可以挡住蒙古军队,当然也会淹没这座城市,几番权衡后,还是认为挡住蒙古人进攻最重要,于是有了派遣士兵出城决堤之举。
城外的蒙古人同样知道了这一信息,他们想利用河水淹没归德,不战而胜,于是毫不犹豫地挖开凤池口 ,却没想到归德城墙高,河水南下,绕城而去。水淹归德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保护了这座城市,进而延缓了金朝的灭亡。
蒙古人决河之举的目的没达到,却导致了黄河第五次重大改道。
黄河第五次重大改道,河水夺泗、夺涡、夺颍,最后入淮,黄河将足迹推向黄淮平原的西缘,至豫西山地而止。
元代,黄河下游长期经汴、涡、颍三支分流,并以汴道为正流。元至正十一年(1351 年),在贾鲁主持下开展了治河工程。贾鲁主张“疏塞并举”,挽河东南由泗入淮。
根据这一主张,堵塞其他河口的同时,一条自徐州入泗水,循泗水入淮的河道形成,这条河道也被称为贾鲁河。
贾鲁河的治理尚可说成功,不但短暂结束了数条河道并流的局面,且根据水情设计了功能不同的堤埽。贾鲁河建成不久,元末起义爆发,朝廷无力顾及河道,新的决口泛滥再次发生。
朱元璋的祖坟妨碍治河
如果说元代的黄河下游专意夺淮,那么进入明代后黄河在夺淮的同时,还威胁着运河,因此治河得到更多关注。
治河在于因地势而导水,但明代治河受到了各种因素制约,情况在明人谢肇淛所著的《五杂俎》中讲得十分清楚:
“善治水者,就下之外无他策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导水,视其势之所趋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惧伤田庐,又恐坏城郭;既恐妨运道,又恐惊灵寝。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钱;甚至异地之官竞护其界,异职之使,各争其利。”
伤田庐、坏城郭、妨运道、惊灵寝四项之中,运道与陵寝至关重要,运河是朝廷倚仗的南北物资运输命脉,其重要性自不待说,而陵寝在古人的理念中也同样不可忽视。
明祖陵即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朱百六、曾祖朱四九的衣冠冢及其祖父朱初一的实际葬地,位于 今江苏省盱眙县洪泽湖的西岸,明皇陵为明太祖朱元璋父母陵墓,位于凤阳县城南七公里处,此两处皇陵都位于黄河河道所经之处。
既要治理黄河,又不能阻断漕运、惊扰陵寝,这一切使治河变得十分棘手。明代黄河下游时而北决,多股入运,时而南决,多股入淮,局面纷乱(图 45)。
图 45
康熙《全黄图》局部
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此图方向上南下北,左东右西
图上画有黄河两岸大堤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潘季驯在夺泗入淮的水道处采取 “束水攻沙”之策,即逼近河道修筑堤防,进而通过增加水流挟沙 能力而减缓沉积。
这一举措虽然不能彻底解决泥沙淤积的问题, 但却结束了自金代以来黄河下游多股并存的局面,这条由潘季驯固定下来的河道就是当代地图上所标识的“废黄河”或淤黄河(图 46)。
图 46
乾隆《黄河南河图》
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此图方向上南下北,右西左东
图上所绘黄河下游属于第五次重大改道夺淮入海时期
时至清咸丰五年(1855 年),黄河下游在潘季驯治理的河道上已经流淌了三百多年,河堤随着泥沙的淤积而增高,河床渐渐高出地面,成为地上悬河。洪水频发时节,防御不慎,即成决口。
这一年夏季,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河南省兰考县西北东坝头)决口, 河水先向西淹没封丘、祥符各县,又向东漫流于兰仪、考城、长垣等县,之后分为两股,一股出曹州东赵王河至张秋穿过运河,另一股经长垣县至东明县雷家庄又分为两支。
这两股三支河水在张秋镇与曹州流出合为一股,穿越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入海。东出曹州的一股数年后即淤塞,剩下的那股就是黄河正流。
这次改道结束了七百多年黄河夺淮的历史,河道转向东北,注入渤海。
咸丰五年的这次改道也被视为黄河下游第六次重大改道。河水改道之初,以铜瓦厢为顶点南北摆动,河道迟迟不能固定,而影响河道不稳定的因素同样来自人为作用。
原因之一,此时太平天国燃起遍地烽火,朝廷无暇相顾治河之务。另一原因,在于南北政治集团的利益之争。
黄河北流,首当其冲的是河北、山东等北方之地, 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代表北方利益的政治集团坚决要求堵住决口,恢复南行,而安徽、江苏等黄河南行之地的政治人物李鸿章等维护南方利益,怎么可能送走祸水,又再次引回呢?他提出因势利导,维持北流。
这番争论直至光绪年间才有了结果,朝廷终于着手在黄河新河道南岸筑堤,固定河道,南方政治集团获得最后胜利。
光绪十年(1884 年),两岸大堤全部完工,河道最终固定下来,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今日黄河下游河道。
回顾黄河在大地上摆动的历史,一切似乎距今久远,而踏上黄河两岸,那黄色的足迹依然可见。
大河奔流,数千年间决与塞不绝于史,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这些远古的祖先,到 21 世纪的今天,黄河在流过的地方留下了不寻常的记忆,这片土地不仅养育了芸芸众生,也造就了赫赫精英。无论福祸,黄河浊流都在历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来源:《大地中国》
作者:韩茂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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