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飞 郎雯瑛丨层累与呈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基本特征

人对环境的反应可以来自触觉，即触摸到风、水、土地时感受到的快乐。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①。基于人与环境的情感而生成的文化体系，是特定人群认知自我、适应环境，形成技术与知识以及道德等并世代累积，使群体接续的根本，故而文化生成、文化创造是人类社会从未停滞的过程。革故鼎新、生生不已正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属性^②，历史上每每形成的文化高峰，继而成为下一次创新发展的基础。作为中华文化的根脉文化，黄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多元的文化给养不断塑造黄河文化，最终使其成为一种象征、一种指引，熔铸成中华民族精神。因此，黄河文化的精髓在于百川汇于一流，在于不间断的历史层累性和永恒的时代创新性，是当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③。建设符合黄河文化基本特征，整体、多维呈现黄河文化全貌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加强黄河文化遗产保护，需从战略高度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推动黄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一个正在塑造中的文化空间，文化空间生产出诸如象征、符号、价值观、叙事行为、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等要素，并为这些要素之间发生各种关系而提供场所、条件和背景，也为不同文化要素的展现提供可能性^④。世界范围对文化空间的研究早已有之，特别是立足阶级社会视角，对空间权力、意识形态、空间生产、象征与现实等问题展开的讨论^⑤，其中一些观点值得借鉴。但总体而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中国独有的创新实践，所面对的建设基础、目标与根本遵循和终极意义，与已有的研究实践脉络有较多不同。准确把握新时代赋予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使命，坚持国家视角，强化国家认同，立足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基本特征推进其建设，是实现国家文化建设目标，建构完整的国家文化公园发展模式，为世界提供借鉴的应有举措。

在人类历史上，黄河凭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资源和区位社会条件形成了从未中断的有着清晰边缘和中心的文化体系。我们可以概括出黄河文化的两个基本属性：一是黄河文化发生发展接续不断，自成一体；二是黄河文化汇聚百川，交融共生，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维系^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黄河文化完整、系统的呈现载体，通过这一载体，历史上所有有形、无形的文化形式和文化遗产，以及千百年来浸润在大河上下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文化细节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激活”，整合成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具体内容。把握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基本特征至少有三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下层累的历史形成的文化结构；二是空间维度下文化的呈现方式；三是时间、空间交汇维度下黄河文化给予人们的国家感知。三个维度分别指向文化固有的形态、文化建构的过程和群体心理的认同。文化固有的形态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客观条件，文化建构的过程与呈现是其逻辑依据，而群体心理的认同则是其价值追求，三者共同决定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方向和意义。

世界历史上的文明古国都是依靠一条大河而逐渐形成和繁荣发展的，但是否所有的大河都可以产生大的文明呢？答案是否定的。按照学者葛剑雄的研究，河流影响文明产生有一些具体的因素，如水量、流域的气候、流域的地形地貌和土地的资源条件及其转化、河口位置，等等，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大河都会产生世界级的文明，如亚马孙河、密西西比河分别是世界第一、第二大河，但并没有产生较大范围的文明^⑦。另外，在以大河为依靠已经产生的影响世界的文明中，也并不都具有相同的发展路径。尼罗河产生的埃及文明、印度河产生的印度文明以及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均经历了差异性较大的历史发展，最终或者出现断层或者成为绝响^⑧。只有黄河，伴随着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绵延承续，形成从未断裂的文明线索，也只有黄河流域，最终成为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这一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作出结论。

黄河和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东亚大陆独特的自然环境特征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形态，包括其他多种因素以及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决定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轨迹。在黄河流域，丰富的文化遗存、遗址以及文献、制度、仪式等形式，使得这一轨迹得以留存。留存的基本形态就是层累，如同地质结构中的年代层序，记录了人类史、文明史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史。考古证实，旧石器时期黄河流域就出现了山西西侯度猿人、陕西蓝田猿人、大荔猿人、山西襄汾丁村早期智人以及在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的河套人的活动等，甚至有一些遗存，如石制品、骨器等，证实黄河流域的人类活动出现于150万年—180万年以前，并且具有明显的承袭和连续性质。以伏羲、女娲及炎黄二帝为核心的华夏始祖的传说，树立起海内外华人共同的人文始祖概念。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地湾文化等，为中国文明史描绘出清晰脉络，覆盖黄河流域的上游和下游。公元前2000年左右，璀璨如同星河般的晚期新石器文化在黄河流域交错闪耀，各个区域文化整合交融，趋向一体，远远超越其他地区率先跨入“文明”发展阶段。也正是因为这一处于经济文化核心地位的区域所呈现的发展水平的高度，历史上即称今日函谷关或潼关以东的广阔的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中国”。这是除了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之外对早期“中国”的另一种解读。“人河相依”的生境格局使“依河而生”的人们开创出独有的“中国道路”^⑨。

类型多样、源流繁杂的史前考古文化，提供了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事实依据，但黄河流域层累的文化结构远不止于此。基于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从黄河流域繁衍发展而成的各种思想、制度、技术、观念、道德、情感和行为逻辑，无不是经长期历史，多元汇聚，层层累积而成。“中国的农业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万年，并且有两个起源中心。华中的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华北的黄河流域是粟作农业的起源中心。以后在这两个起源中心的基础上发展成两个相辅相成的农业体系，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⑩与农业相关的桑麻，至少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出现。黄河流域作为中国农耕、纺织、陶瓷等经济方式和畜牧经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强大的技术推动力保证了悠久的历史和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为文化大国的历史演进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中国经济文化的传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历史的长河中，黄河流域作为宜耕宜牧的富足之地，各民族繁衍生息，交融共处，共同发展。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分布与历史上存在的各民族政权，证实了中国辽阔的疆域是由各民族共同开拓创造的。成周之世，华夏族所居地域很小，人数不多，正是在吸收大量非华夏族的基础上，形成了汉族^⑪。黄河上游流域诸多民族的形成史，更是展现了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吸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发展历程。如保安族被认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后来与回族、汉族、藏族、土族等民族长期交往，自然融合形成^⑫；东乡族被认为是回族、蒙古族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民族，汉族、藏族也是东乡族族源的重要成分^⑬；撒拉族被认为是祖先到循化定居后，与周围藏族、回族、汉族、蒙古族等民族长期杂居融合而形成的民族^⑭等，均显现各民族在历史过程中通过不断碰撞与融合而形成难分你我的民族群体，持续推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累积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容形式，为文化大国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基于层累的历史形成的文化结构，使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中华文明的根源性文化，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从黄河流域9个省（区）文化遗产数量方面，足以管窥这一点。黄河流域9个省（区）不可移动文物占全国的39.73%，共有30余万处，其中包括11处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3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3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9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等^⑮。文化结构的体量和性质决定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不但是现今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续的文化体系的空间载体，也是中国国家起源、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物化载体”。载体以复线的历史进程为基本结构，承载着中华民族发生、发展的历史，包括盛世的辉煌，也包括历经无数磨难与痛苦的记忆，形塑着中华民族顽强拼搏、开放包容的群体性格，积累着自觉和复兴的伟大力量。

中国的地理地形西高东低，黄河发源于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一路向东，横跨三个地理阶梯，绵延5000多千米，奔流入海，流域面积达79万平方千米^⑯。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给予黄河流域无比丰富的自然景观，从雪域湿地、群山峡谷、戈壁荒漠，到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不同区域的景观差异明显。自然景观的多样性成为文化景观多样性及景观感知与意义多样性的根源和基础。正是由于自然景观的多样性，不同的人群在适应不同自然环境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抉择，创造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⑰。从学科角度来考察自然景观和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文化景观，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景观人类学有两种研究路径：一是将当地居民对周围环境命名、分类从而认识的过程展示为民族志资料，即考察当地人把自身文化性意义赋予环境的原因和过程；二是以学者、艺术家、实业家、设计师或施政者为主体，挖掘地方特有文化要素，完成描写、阐释，服务于政治、经济目标。由此，西方的景观人类学有了内在景观和外在景观的分野，并形成不同的研究路径，以及二元对立的研究观点^⑱。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中国的创新实践，在文化呈现中或许恰恰能打破西方景观学的二元结构，走出内在景观视角和外在景观视角协调一致的实践道路。

上游、中游、下游，这是宏观层面上站在流域角度对黄河文化的一种粗线条把握，实际上，为掌握对象而进行的粗略类型划分经常会将我们带入一种认识论的误区。在整个黄河流域的不同区段中，无论是青藏高原、内蒙古草原，抑或中下游的广袤平原，其间还可再细分出无数的更小地理单元和文化板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同无数的“卯榫”，将整个流域的不同文化板块紧紧勾连在一起，向心混融^⑲。文化结构的基本构造，决定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和景观生产的基本逻辑。从文化性质来看，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呈现中，既有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史实，如国家起源、政权更迭，也有不同民族群体完全在地化的文化表达，如口头传统、史诗记述；既有浩如烟海的史籍文物，也有穿过历史烟云直到今天仍然存活在民间的农耕器具、山歌野曲；既有真实可触、厚重可感的历史事实让人们感知黄河文化的连续性、包容性、开放性、多元性，也有新媒体和数字技术乃至人工智能背景下创新性的文化沉浸式、交互式体验。从文化区域来看，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化在黄河流域形成不同面向的文化圈层，共同构成黄河文化的主体形象。例如，以安阳为中心的豫晋冀文化区留存大量史前文化遗址，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考古研究区域之一，一系列考古文化遗址公园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将这一区域的文化内容呈现聚焦于此。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大地形成的儒家文化，不仅是这一时期各区域文化交流融合的精华，更是影响整个中华民族气度风格的核心文化之一，故齐鲁文化区可作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核心呈现区。渭河流域形成的关中文化区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秦汉唐大一统时期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集中呈现了黄河文化开放包容、雍容华贵的气质，因此关中文化区可视为集中呈现中国历史大一统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黄河流域地方政权林立，儒学进入河西走廊并获得发展，佛教文化接续东向传播，在陇右广阔的地域上先后有多个政权更迭并进，深刻影响了其后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所以陇右可成为中华民族政治文化交汇融合的集中呈现区域。河套地区和一直延伸到青藏高原的河湟谷地作为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区域，在元明清大一统时期形成诸多新的民族群体，在生计方式、语言文化、思想观念等多方面实现了民族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的新高度，可以将黄河上游河湟谷地至河套地区整体设定为民族文化交融凝聚的集中呈现区域。在文化区域之上，还有文化的层级结构。文化区域的核心部分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中会形成一系列文化高地，显现中华文化不同发展时期的重要面向，是整体中华文化中最稳定的核心构成。向外逐层扩散，在不同文化区域的交汇处，则是多元文化迸发、碰撞和交融的活跃空间，在文化呈现中显现更亮丽的色彩，与稳定的核心遥相呼应，根脉相连。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动“把在人们生活地域内所创制出的景观作为文化遗产来保护”^⑳的路径不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将丰厚的文化遗产通过有序的建设转化为所有人可知可感、置身其中的景观。黄河文化原本来自黄河流域的民众，来自差异性与同一性并存的现实世界。无论迥异的生产生活方式，或是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璀璨绽放，抑或不同的语言文字，都是黄河流域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发展作出的伟大贡献。差异性是“象”，是文化的来路；同一性为“本原”，是文化的去处。由“象”到“本原”，再回归于民众，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创新实践的根本。因此，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要以全面真实的历史事实为基准，以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为视角，对各民族共创的历史过程进行完整呈现。

需要强调的是，区域、层级、类别的划分并不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呈现的目标，而是体现层累的文化结构的手段。文化空间呈现的条理化会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在全域范围内加快形成一批具有结构特征、认知度较高、统摄性与代表性较强的黄河文化符号。人们对文化符号的认可度越高，文化符号的感召力越强，形成的文化认同程度就越高，圈层就越广^㉑。最终，以广泛分布在黄河流域的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整合构建的黄河文化符号体系，将是中华民族象征符号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环境会直接影响人们世界观的形成，包括自然的与社会文化的。时间和空间是人们面对环境实现对自我与世界把握的两条路径：历史的脉络使每个个体清晰获得身份的认知——“我”从哪里来；与某一个“地方”的互动，使人们获得依恋、归属、融入等情感体验。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将有效实现一种时空交汇，使每一位中国人通过对环境景观、文化内容的审美过程，获得“崇高”“伟大”等精神体验，激发强烈的文化自信，并由己推人，由家推国，充实个体对“国家”的强烈感知。

国家认同有其发生发展的规律。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的国家认同不仅表现为对某一君主的认同，对某个具体朝代的认同，还开始表现为对超越朝代的具有历史文化延续性的通称——“中国”或“中华”之认同^㉒。这是中国国家感知的起点。国家感知的形成，粗略来看应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基于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清晰认知更广阔的世界和“我”的“边界”，从而获得对“内”的国家感。例如，唐宋元明以来，伴随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世界地图”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地图中渐次出现的非洲、阿拉伯半岛和日本列岛等，或许会让彼时的中国人更加理性地调校精神空间中的“国家”坐标^㉓。另一种则是由“内”向“外”，由具体的、个体熟悉可把握的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出发，向“外”扩散，推向与之有内在逻辑关联的“国家概念”。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承载的时空交汇中的国家感即属于此种方式的国家感知。就具体的感知实践而言，中国历史悠久，疆域广阔，这样一个庞大的时空系统不易使人直观地体验到国家，因而个体的直接体验更多来自对所处具体环境的感知与情感投注，并以自我为中心向外部延伸，最终止于抽象的“国家”，如中国人“家国情怀”的生成。时空交汇形成国家感知有很多案例，包括故宫、长城、古都、黄河等。其中，黄河无疑具有特殊的时空价值和意义。黄河流域的地理地貌、气候、植被共同作用形成的多样性景观和大河上下共同演绎的由“多元”而“一体”的社会、文化、历史事实，决定了黄河文化拥有其他载体所不具备的特质，决定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中国人国家感知的一次空前凝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㉔因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响应时代需求，推进黄河文化保护与传承，延续中华民族历史文脉，凝聚社会各界精神力量的创新实践。

黄河文化一直是一种象征、一种指引，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奠定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意识的坚实基础^㉕，并在“中华”文化标识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载体属性而言，其文化呈现既是地方文化融入国家文化的通道，又是国家文化体系在地方的象征。丰富多样的文化内容及其公益属性为民众带来的零距离感，将国家与人们的生活联结在一起，为激发民众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开辟了新的通道。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立足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以国家视角下整个流域的文化遗产为资源，生成大量时空文本，多种条件耦合下的时空文本具有多样性感知特点。因此，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要规划时空文本的演绎逻辑，通过其文化建构过程，完成地方文化向国家象征转化，推动区域文化空间与国家文化空间重合，以文化空间的转接力量，形成各民族群体对国家文化的深刻感知。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各民族共创共享的国家文化空间，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为民众留下深刻的国家文化记忆。作为黄河文化的最新载体，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将丰富多元的地方文化纳入黄河文化体系，归属为“国家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对民众情感的有效引导。通过这一路径强化国家感知，主要有两个面向：一是推动民众情感从地方依赖切入国家文化体系。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自上而下主导实施建设的国家文化项目，是黄河流域民众生产生活实践中“国家在场”的充分体现，通过国家文化空间的概念构建起一整套国家文化话语体系，衍生出一系列崭新的国家文化概念，形塑民众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认知。借助民众熟知的地方文化唤起个人的情感链接，将个体化的文化认同紧紧依附于国家文化体系，完成个体意识向国家意识的延伸。二是引导民众的个体文化实践融合于国家文化认同。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各族民众长期生活生产实践的产物，因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应当归全体国民所拥有，成为每一个人的国家文化公园。文化认同培育是在一定时空场景之中，通过个人文化身份建构与国家民族身份建构同频共振而完成的。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个人与国家的同频共振基于民众主人翁意识的形成，通过文化内容的个体阐释和民族文化基因保护传承的具体实践而实现。也就是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即是各民族民众对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实践过程，使个体文化实践融入跨越时空的文化体系建构，实现个体与国家对文化的“共有”，使个体身份认同凝聚于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

此外，空间或景观作为载体形成、强化国家感知，不仅仅包括群体内部生成的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也包括外部世界对一个国家的凝视而产生的国家感知。例如，西方学者通过观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场景，认为这一景观是标志“中国世纪”的开启象征^㉖。因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不仅仅是国家文化的整体承载空间，同时还担负着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不同文化对话合作的历史使命。

时间和空间是人们认知、了解和把握世界的一种路径，也是现实世界与人类实践活动一体化延伸、延展的基础。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以时间和空间为视角对现实世界具体问题和学科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展开研究在历史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中取得长足进展，无论是史学研究中的日常取向还是宏大叙事，或者现代性理论框架下对世界图景中“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相关研究展开的批判，都在推动人们在面对“不可把握之世界”的过程中，接续对观念与物质集合于一体的社会历史做出不同阐释，并继而推动主体性实践过程。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包容并蓄、革故鼎新的文化体系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其基本特征中所蕴含的时间维度上的历史层累和空间维度上的多元呈现，以及时空交汇中的国家感知，对加强黄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推动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独特的意涵。通过时空维度深入的探索与系统的实践，可以跳脱已有的时间和空间研究视角，成为国家文化建设创新发展的有力支撑。或许还能够形成一些可供借鉴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成为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和各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的有效路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环祁连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基础研究”（21AMZ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