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 |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美学思考——从“亲生命”“敬畏感”到“水意识”建构 |

长江文化传统的当代转换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人类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亲生命”倾向——面对一片自然风景，我们或怦然心动，或流连忘返。这一理论的提出者生态学家威尔逊认为，“生命亲和力”（biophilia）是人类与其他生物体之间固有的情感联系，它是人类先天遗传的，是人终极本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确，人人都有亲近自然万物的倾向（无论自然风景、花草树木，还是野生动物），大自然不但给人以愉悦，还可以疗愈我们的情感和心灵。如果说“亲生命”倾向是人之本性，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便摆在我们面前：人为何会污染乃至破坏自然环境？威尔逊“亲生命”假说暗含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当代自然环境正在遭遇史无前例的危机，如果人类进化经验中形成的生命亲和力衰退，那么，将会导致何种后果？

 

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曾经并将继续孕育璀璨的文明，在“长江病了”的境况下，长江文化如何焕发新的活力，如何为流域乃至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支持和思想资源，此乃当下长江文化研究的题中之义。毫无疑问，长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家园和智慧的象征符号，早已形成自己的伟大传统，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伟大传统如何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毕竟，我们生活在 21 世纪的全球化时代，这与创立儒道传统的古代先哲们的生存环境有天壤之别。所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长江文化的伟大传统如何对接当代生态智慧，并为当代人思考长江及其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新的内生精神动力？

 

 

当我们骄傲地说到长江文化的伟大传统，并不仅仅表明我们只有辉煌的过去，而更意味着一种对这一传统进行当代转换的使命。哲学家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史学家说，一切传统若要有用都须“再发明”，这些说法道出了伟大传统当代性转换的要义。从跨文化角度看，尽管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各自的生态传统，但相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生态智慧是不言自明的。有西方学者便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态智慧是当代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宝贵资源；甚至有人断言，道家思想是最符合当代生态观念的东方传统智慧。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长江病了”的窘境乃至中国的现代转型，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西方现代性影响的。就西方文化而言，有研究发现，基督教文化与现代生态危机存在着隐蔽的相关性，美国历史学家怀特 1967 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的论文，指出基督教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与当代生态危机存有潜在的关联。他写道：

 

我们似乎正走向许多基督徒难以接受的结论……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代科学是自然神学的延伸；其次，现代技术至少可部分地解释为西方人对基督教义的自愿实现，即人类会超越自然并合法主宰自然。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那样，一个多世纪以前，科学与技术（迄今完全独立的活动）已结合起来，赋予人类以力量，而从许多生态效应来看，人类所获得这种力量已经失控。如果确实如此的话，基督教负有巨大的罪责。

 

尽管中国没有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但近代以来积弱不振的惨痛教训，使我们不得不抛弃传统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及其现代化方案，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近代以来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重返伟大传统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必然的时代主题。

 

日本思想家铃木大拙在其《禅与日本文化》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跨文化对比。他认为，当代日本青年人登山是为了征服高山，可是这种思想显然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希腊人把世界视作人的奴仆，无论风还是海均要遵从人类的号令，但东方文化却从未将自然视作人的对立面或敌对力量，与自然万物对话、交朋友，欣赏自然景观的千变万化，是东方人固有的心性使然。所以，在东方，登山并不是为了征服高山，而是为了获得其中美丽、壮观、高贵又深刻的体验和认知。在高度工具理性化和商业化的当代社会，东方人固有的崇拜大自然的深刻宗教情感变得越来越重要。其实，这种与自然亲近的东方思想发源于中国，我们甚至可以说，“亲生命”或“亲自然”的倾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取向，无论“天人合一”，还是“道法自然”，这些博大精深的哲学命题都蕴含了丰富的中国古代生态智慧。因此，面对当代的生态危机，我们更需要续接传统生态智慧，并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以应对新时代的新问题。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本然的亲生命或亲自然倾向，当我们进入当下生态学思想的前沿稍加探究，便会发现当代生态学的许多理念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不谋而合，至少是相通或相近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在今天仍可以丰富、完善和深化当代生态理论和观念，提供更为形象和更易理解的生态认知。

 

一般认为，当代系统生态学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取得了重要共识，特别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生态系统在物质和本体上是开放性的，它们与周围环境交换质量、能量和信息；第二，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方向性；第三，生态系统具有关联性；第四，生态系统有相应的层级体系；第五，生态系统具有复杂的动态变化特征。其实，如果我们细究这五个方面，不难发现，其中每一条都可以在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和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说法。生态的“开放性”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多有表述，无论是“太一生水”说，还是“乾天坤地”说、“元气”说，都充满了对宇宙万物相通和转换的深刻体认。生态“关联性”的思想资源也非常之多，以至于西方哲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就是“关联思维”。至于生态系统中的“层级关系”，在中国传统宇宙论中更是随处可见，老子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一种层级关系的推论，“郭店竹简”中的“水生太一”也描述了一个从大到小的复杂层级关系。至于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特征，在儒道释各家学说中俯拾皆是，《易经》说的就是变之道，即所谓“生生之谓易”。虽说中国古代生态智慧与当代生态理论所面对的具体语境有所不同，但从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层面来看，其相通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当代生态理论的研究如能纳入更多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相关学说和命题，不仅将有利于生态学知识的传播，也将丰富当代生态学的理论资源。尤其对长江生态保护来说，本土性的生态智慧更容易为大众所理解，并能直接影响他们与“亲生命”倾向相关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

 

当代生态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向是对人类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进而转向了生物中心或万物中心。由于西方文化指向人与自然的对立，形成人为自然立法、人是自然的征服者等观念，随着启蒙运动、现代科技和工业化的发展，这些观念遂成为一种普遍取向，以人类中心范式来处置人与自然的关系几乎宰制了西方社会和思想几百年。面对当代生态环境灾难及其未来危机，“深生态学”应运而生。这一理论鲜明地提出要以生物中心论来取代人类中心论，并重新定位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和未来。“深生态学”最基本的原则是所谓“生物中心平等主义”价值论，即“生态圈中的所有生物和实体，作为相互关联之整体的一部分，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这一观念成为深生态学八大原则的首要原则：

 

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幸福与繁荣本身就具有价值（其同义词是内在价值、固有价值）。这些价值与非人类世界符合人类目的有用性无关。

 

深生态学生物中心平等主义的核心观念是，不再以人为中心来考量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从万物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所以，万物皆有其自身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强调各种事物的内在价值是平等的，那么，就不存在按其对人是否有用而形成的价值等级和差序。这样一来，思考的视角便从人转到自然万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便从支配型关系转向平等和谐相处的关系。这个生态学的当代观念是革命性的和颠覆性的。深生态学者大力提倡以万物为中心、平等对待世间所有生物，“如果我们伤害了大自然的其他部分，无异于伤害我们自己”。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样的万物平等观念早就存在，这是中国人早熟的生态智慧的体现。道家哲学中多有这种观念的表述，尤其是庄子的“齐物”思想，即所谓“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庄子还特别指出，视角不同，则看待世间万物的结果迥异，他写道：“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庄子·齐物论》）“天人合一”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认知方式，“齐物”的观念普遍地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

 

参照生态学理论和观念，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理论观念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存在着很多相通之处。这提醒我们，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当下，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源具有重新被激活的可能，也即这些传统资源需要在新时代被“再发明”。

 

 

凝聚生态智慧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传统生态智慧“再发明”的有效载体。2022年伊始，国家正式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强调“母亲河”长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标志性象征，它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多样性，与黄河“江河互济”构建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对于做大做强中华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标识的传播度和影响力，向世界呈现绚烂多彩的中华文明，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国家公园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形态和类型。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来看，设立国家公园一般有三重功能：其一是为当代及后代保护生态系统的生态完整性；其二是防止与该区域的发展目的相悖的开发或占用；其三是为精神、科学、教育、娱乐和旅游等提供基础，并使这些活动在环境和文化上相容。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对国家公园内涵做了明确界定：国家公园的理念是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同时，国家公园还有多重功能，诸如开展自然环境教育，为公众提供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作为国民福利的游憩机会，鼓励公众参与，激发公民自然保护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等。

 

从长江文化的美学精神来思考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营造国家公园的审美氛围，彰显长江文化的美学精神，以陶养对“母亲河”的审美敬畏感。一般来说，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集中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认知性的知识型教育，二是情感性的体验型陶养。两者的关系是互补或互动的。知识教育需要一定的知识背景和认知能力，相比之下，情感体验则更为普遍，也更易唤起，但情感体验往往是瞬时激起的，不像认知教育具有持续性和延伸性。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特殊的美感体验需要震撼力，也需要丰富的内涵。“生态伦理之父”利奥波德说过：“在对某种事物的关系上，只有在我们可以看见、感悟、了解、热爱，或者对它表示信任时，我们才能是道德的。”④这段看似简单的话道出了一个重要的生态学原理，要在日常生活中坚守生态伦理，这不只是一种理性观念的培育，更需要复杂的情感体验。观看、感悟、理解、热爱和信任，这些都深蕴在人们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场景的直觉体验中，所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首先应当是一个情感陶冶和体验的场所，其次才是一个知识教育的场所。

 

“宏大”和“调适”是敬畏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前者主要指令人敬畏的审美对象之特征，后者则揭示了敬畏感所导致的审美主体心理变化。正是通过主体对对象的感知和体验，“宏大”的对象导致主体的心理变化，敬畏感由此形成。就长江地理景观而言，其上游水流湍急且多崇山峻岭，如“岩悬青壁断，地险碧流通”（陈子昂《白帝城怀古》），“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杜甫《白帝》），具有很多令人敬畏的奇险场景。长江中下游江面宽阔且多平原和丘陵地形，以恢宏开阔为特色，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汉江临眺》），“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既要呈现长江景观的宏大，彰显壮美与优美的复杂形态，又要广纳丰富多彩的人文多样性。

 

 

长江景观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包括自然形态的江水与沿岸地理景观，以及风俗化和城镇化的人文景观。水是江景最为重要的主导意象，晚近景观美学的许多研究都强调，自然水景在自然美欣赏中占有核心地位，水景的视觉体验通常会引发人们积极的情感反应。因此，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向是，围绕着流动的江水来营造景观形态，建构“母亲河”的丰富审美意象，进而催生带有民族共同体认同性质的敬畏感及其生态伦理。这里，我们关心的与其说是景观的纯粹物质性构成，不如说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景观建构的美学原则，亦即作为审美意象的长江景观在国家公园中的审美功能。

 

从美学角度看，景观与人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建构的对象－主体系统。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情”与“景”是一个二元辩证范畴，如王夫之所言，“景以情合，情以景生”，“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景观作用于人的情感，反过来人之情感又作用于景观，这种互动性的辩证法是国家公园景观建设的重要指导理念。据总体方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同时形成环境教育、亲近体验、了解自然及游憩等多重功能。所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作为长江文明的物质载体，其主要功能就是通过景观呈现来叙述长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以独特的长江景观形态来讲好长江故事。

 

景观叙事是晚近地理学、人类学、文化研究和美学等领域热议的概念，要使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成为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如何利用景观来叙事是关键所在。环境保护和生态运动的最新发展趋势，已从单纯关注技术和经济因素，转向注重个人和群体经验及其价值观的建构。换言之，环境问题不是仅靠技术和经济手段就能彻底解决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有赖于身处特定环境中的个体和群体的体验、认知和伦理。正是基于这一新观念，我们认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具有重构人对母亲河的体验及其价值观的重要功能。

 

“景观叙事”是一个涵义复杂的概念，受到语言学转向、话语理论及叙事学的深刻影响。有哲学家认为，科学知识及其认知理解深受叙事话语的影响，原本客观的景观在人这样的主体面前并不是纯然透明的，而是被人类文化和历史赋予深刻意义。人的大脑并不是一块“白板”，客观的“纯粹眼光”并不存在。因此，景观叙事与其说是景观自身在叙说，不如说是作为主体的人以景观为载体来叙说。历史上，每个民族都有关于其自然景观的神话传说和文学艺术，这些美学上的“有意味的形式”，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栖息地及自然环境的情感体验。有什么样的景观叙事，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对待自然的态度。所以，景观哲学家提出“通过责任伦理来生存于、叙说并提升景观”命题，其潜在含义就是创建趋向于生态和谐人居环境的景观叙事，重塑或重组体现生态保护的景观，并为子孙后代留存美好而可持续的“绿色”景观。

景观叙事与“水意识”建构

长江文化美学精神最终须落实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上，从观念形态落实为操作层面的指导性原则，所以应深入探究国家文化公园的景观叙事如何彰显长江文化美学精神，尤其是如何培育公民对“母亲河”长江的敬畏之心。

 

国家文化公园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既不同于单纯作为自然保护区的国家公园，也有别于纯粹人造的文化公园或主题公园，它是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的独特形态，是一个包含了多重自然与人文要素的复杂系统。从景观叙事的角度看，国家文化公园首先是自然地理存在，即所谓自然景观，它呈现为江水与江岸尤其是视觉上的山水形态，如李白脍炙人口的诗作所描绘的“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望天门山》）。首先，山形水流构成特定流域的江景特色，国家文化公园应选择最具特色的长江景观为地点。其次，人文景观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虽说长江景观中人文与自然相互交织，但在选址上应有所侧重，或偏重于自然景观，或突出人文景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遗产保护中提出了“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概念，它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多种表现形式”，“揭示出随着时间推移，人类社会和定居点在自然环境演变，亦即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外部和内部）的物理限制和/或机遇的不断影响下的演变”。“文化景观”适合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它聚焦自然与人文景观的融合形态，可构成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础性叙事。

 

除了实体性的景观或实景之外，国家文化公园的景观叙事还包括各种符号性的叙事话语——从博物馆导览到风景明信片，从文学艺术作品到影视作品或照片，从社交媒体宣传到公益广告等。非实体性的符号话语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景观叙事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或者说，这类话语对于长江景观的体验和理解具有建构性意义。无论是长江自然演化史，还是长江文明发展史，相当程度上需要通过这类非实体性的话语叙事来建构。尤其是在“长江病了”的当下，如何保护长江生态环境，这类叙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文化历来有“风景如画”的理念，西方美学中有所谓“如画”观念，这些看似简单的美学表述都说明了一个道理——艺术家审视和表现风景之美的眼光对公众理解具有引导意义，用达·芬奇的话来说，就是艺术“教人们学会看”。虽说这一理论有过于强调主体性话语的建构主义局限性，却也指出了作为审美对象的景观与审美主体之观看的相关性。以此来看，非实体性的景观话语所构成的符号性叙事，显然具有引导甚至规范人对景观之体验和理解的作用。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景观叙事可以说是由实体景观及其符号性话语两种形态构成的。回到涵育对长江的敬畏之心这个问题上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自然－人文景观及其符号性叙事来提升公民对母亲河的敬畏感。“敬畏”是人的一种基本情感，也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它是指一种深刻的崇敬感或敬重之情，伴有一定程度的畏惧和惊奇。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母亲河”审美意象转换为独特的景观叙事，有必要遵循如下几个美学原则。

 

首先，自然景观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首要考量的方面。自然地理形态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是选址的主导取向。既有的国家公园建设经验和人文地理学研究均表明，只有那些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多样的构成形态，才具有形成深刻审美体验和科学认知的功能。随着“场所”（place，地点、场所、位置或地方）营造成为当代社会和文化建构的关键词，场所的功能问题引发高度关注和讨论。趋于共识的看法是，只有那些具有独特辨识特性并与人关系密切的地方，才具有真正的“场所感”。那些雷同、相似和“稍纵即逝”的场所（如机场、车站等），则失去了“场所感”。长江作为中国大地上最长的河流，其水流量之充沛，流域之广阔，地形地貌之多变，生物种类之丰富，显然使其具有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和辨识度，因此，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彰显场所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便成为陶养人们对“母亲河”敬畏感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景观独特性不但激发人们强烈的视听触等多种感官体验和记忆，而且在孕育敬畏感的同时唤起人们源自内心的亲生命倾向，从而使人超越工具理性之“小我”而进入万物有灵的价值理性之“大我”境界。从美学上看，独特景观所以能引发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因为敬畏感使人的认知获得和情感体验的方式发生从“见惯不惊”到“陌生化”惊异感的深刻转变。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在叙事功效上远超寻常景观，正是这些奇特的景观让人产生“母亲河”壮美之感，敬畏“母亲河”的效能就是崇敬她、亲近她、依恋她、呵护她，最终形成一种敬畏的生态伦理自觉。因此，自然的实体性景观与符号学话语叙事构成某种“互文性”，两者的有效结合乃是国家文化公园达致陶养人身心的重要路径，其中后者又往往能引导人们对长江景观叙事意义的理解。

 

如何从景观的感性体验向文化和生态丰富性的感知转换，遂成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一个难题。只有将景观独特性与其生态意蕴有效融合，敬畏感才从外部刺激转为内心积淀，成为个体和群体自觉的生命领悟与体验。古代诗人在咏长江的诗作中往往会抒发无限感慨，独特的江景不但唤起诗人对大自然的崇高敬意，而且引发其对人世悲凉与历史沧桑的深切体悟，如李白在《渡荆门送别》中的吟唱：“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其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还须赋予自然景观丰富的人文意涵，并与相关人文景观融为一体。这就需要在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或以自然景观来呈现人文意义，或将人文景观融入自然景观之中。长江对中国人来说，从来不是一个自在自为的物质存在，而是一个与民族的生存历史休戚与共的精神性存在，所以，历史上无数文人骚客赞美长江之余总是萌生对民族共同体过往历史的慨叹，如“山连秦蜀开荆甸，水下东南尽楚天。回首沧桑生感慨，孙刘兴废几茫然”（彭而述《再登黄鹤楼》）。

 

尤其重要的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应努力彰显“母亲河”原型意象的三重审美意涵。其一是长江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创生意义。长江与黄河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恢宏历史和灿烂文化，唯其如此，长江才作为一个伟大文明的象征符号和意象，不断赋予后人历史感与文化自信。其二是长江作为“母亲河”具有建构中国人家园感及归属感的功能。人的栖息地与其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家园赋予特定场所以复杂的情感意义，对家园的“恋地情结”伴随着人一生并滋生出挥之不去的对家的依恋。其三是长江永不停歇地流动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新精神，或用另一种流行的说法，长江流水的审美意象象征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生动力。这三个方面彼此相关，互为依存，它们整合形成“母亲河”令人崇敬的文化原型，并持续地形塑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对长江的敬畏之心。

 

再次，从操作性层面来说，对敬畏感的陶养还须转换为富含“水意识”的亲环境倾向和行为方式。长江最基本的物质载体是水，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哲学意味。但在新时代，如何将富含历史文化意蕴的长江流水意象，转化为具体生动的长江水文化，并对当下人们的亲环境观念和行为产生作用，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关键所在。因此，博大精深的长江文化传统必须在新时代实现某种创造性转化。从水意识角度来思考和设计是一个颇有创意的思路。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这个星球的宝贵资源。据统计，水约占地球表面积的 71%，但地球上 96.5% 的水是以咸水形式存在于海洋中，只有3.5% 是淡水，存在于河流、湖泊，以及冰川和极地冰盖的冷冻水中；而其中冰川和极地冰盖占据了淡水资源的69%，地下水、河流、湖泊和溪流等的淡水量大约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7%。所以，对人类的生存来说，淡水的有限性和宝贵性使之成为稀缺资源。我国水资源约占世界径流资源总量的6%，但却是人口众多且用水量最大的国度，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排名在百位之后，是世界上人均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之一。加之近年来城市人口剧增，生态环境恶化，工农业用水技术落后，浪费严重，水源污染，更使原本贫乏的水资源“雪上加霜”。

 

“水意识”作为晚近生态运动提倡的重要观念，就是强调水安全对饮水、耕地、粮食、林木安全的重要性，并最终关系到民族的生存安全。强调“水意识”就是让人们自觉到水对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主动认识到保护长江水源及其环境的重要性，认识到“母亲河”的生态安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晚近国际生态运动提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观念，指出水并不是死寂的物质存在，它也有自己的“意识”“情感”和“灵性”，水通过演化出不同的自然和人居环境来直接回应人类行为。如果人类发展出积极健康的“水意识”及行为方式，那么，水便会做出积极回应而形成健康的水环境；如果人采取消极乃至破坏性的行为，那么，水也会相应地形成消极甚至破坏性的水环境来加以回应。这给我们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以很好的启示，“水意识”的观念性认知和体悟应融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之中。

 

诚然，“水意识”还只是一种观念性的认知和体悟，但最终应转化为人们自觉的亲生命或亲环境行为方式。因此，国家文化公园的景观叙事不能变成说教式叙事，而应通过人们行走、观看、聆听和嬉戏等具身化感官体验，形成对长江景观的直观体验和情感记忆，并将情感性的“敬畏感”与认知性的“水意识”相结合，进而实现从个体乃至群体的“小我”中心观，走向更为广阔的自然万物中心观。

 

景观研究中的景观疗愈对理解国家文化公园的作用也很有启发性。所谓景观疗愈是指人在自然景观中可以获得某种治愈情绪障碍的效果，使负面情绪转变为积极的正面情感。无数事例表明，热衷游历自然的“驴友”在亲见自然奇观后，往往会深刻地改变自己的认知和生活，甚至是反思和批判原有的消费主义物欲，在“断舍离”中开启崇尚自然和简单的生存方式。就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来说，景观叙事理应包含景观疗愈的功能，亲历长江景观并感悟其建构叙事之意义，不但可能改变人们不健康的观念及生活方式，而且可在疗愈过度物欲和自我中心主义生活方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经由长江水文化来提升和强化人们的“水意识”，有助于建构人们亲生命或亲环境的行为方式。国外提倡的“5R”亲环境行为方式，可纳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景观叙事主题之中。“5R”是指“减少”（reduce）、“重复使用”（reuse）、“回收利用”（recycle）、“恢复”（recover）和“再思考”（rethink）。“减少”是指减少资源消耗及环境破坏，“重复使用”“回收”与“恢复”则关注对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回收”强调了加工与转化废弃物的资源再利用，“恢复”旨在充分利用自然所提供的资源来促进生态循环。最后一个“再思考”则指向对生态理念的思考，也即“水意识”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功能——重新思考自我与环境的关系，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把“5R”行为模式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对人的知识型和体验型陶养有机结合，通过敬畏长江的审美情感涵养，最终将唤起人们对日常生活及环境行为的反思。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巧妙地融入这些生态主题，在人们愉悦的具身审美体验中催生出敬畏感，在发自内心的敬畏感中形成自觉的水意识，并在自觉的水意识驱使下建构个体和群体的亲生命、亲环境行为方式。这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景观叙事讲好“长江故事”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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