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斌：黄河文化基本问题的初步研究

（一）黄河文化的内涵

    黄河文化的概念问题是研究黄河文化必须关注的根本问题。李民等认为，黄河文化“确切地讲，应指以黄河为纽带发展起来的沿黄地区的区域文化。这种文化是以沿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为根基，通过沿黄地区各民族共同开发、创造的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1］。李学勤等认为，黄河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内涵来看，广义的黄河文化应是一种以黄河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占优势及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具有认同性和归趋性的文化体系，是黄河流域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或集聚。通俗地讲，黄河文化就是黄河流域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一定的社会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以及由此所达到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等等。而狭义的黄河文化，则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文化”^［2］20。张光义等认为，“从广义上讲，黄河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及流域广大劳动人民在黄河水事及其相关实践活动中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黄河文化是指黄河流域广大劳动人民及黄河水利工作者所具有的精神诉求、价值取向、基本理念以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主要包括精神、理念、价值观、制度等文化现象”^［3］。笔者认为，对黄河文化概念的理解不要太过复杂化。简单说，黄河文化是指发生在古今黄河流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4］。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方面是“古今黄河流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黄河的“两重性”问题^［5］。当代黄河所流经的地区，是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9个省份。由于黄河的特殊情况，古代黄河下游有26次大的改道、6次重大改道，黄河还曾流经河北、天津、安徽、江苏等地，这些地方当然属于黄河文化的范畴。就河南而言，郑州地区当代大部分属于淮河流域，但郑州毗邻黄河，郑州文化属于黄河文化毫无疑问。鹤壁、安阳、商丘、许昌、周口、漯河等，都曾是黄河泛滥改道的地区，其属于“大黄河”^［6］,也是没有疑问的。另一方面，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珠江文化、海河文化、淮河文化，都属于以河流命名的区域文化，但黄河文化与它们的最大不同是黄河文化也曾是国家文化，也曾是中央文化。从夏代开始到宋金时期的3000多年时间里，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和中下游之交的区域内，很长时间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尤其是以郑州、洛阳、安阳、西安为代表的夏商周时期所创造的青铜文明，呈现出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高峰；以西安、洛阳为代表的秦汉隋唐大一统王朝所呈现的“汉唐气象”，代表了农耕时代中国文明的鼎盛与辉煌；以开封、洛阳为代表的北宋王朝的城市文化、市井文化、商贸文化呈现了商业文明的辉煌。这些均反映了以古代大都为代表的“黄河时代”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特殊地位。所以，“都城是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因此说都城是国家‘政治与文化之表征’，中国古代‘择中建都’，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4200年的都邑、都城均位于黄河中游的大中原地区，因此黄河中游文化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国家文化所在地文化”^［7］。“制度文明”则正是都城的专门贡献，我们不是说其他河流文明没有制度文明的贡献，而是说作为国家政治中心，主流的黄河文化在制度文明方面的贡献，呈现了整体性与完整性。

    黄河流域都城的政治中心地位，决定了中国早期的文明诞生与黄河有关，中国王朝的兴衰与其有关，中国思想文化的发端与其有关，中国重要科技的发明推广与其有关。在历史上，这一区域所涌现的重要人物、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作出的重要决策，都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乃至东亚文明的进程。黄河文化作为国家文化和中央文化的特点，是黄河文化的本质特征。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文化与主干文化，这也是我们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责任和使命所在。

（二）黄河文化的发展阶段

    黄河文化的发生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一是萌芽期，史前时期为主要时段。黄河流域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旱作农业的肇始地、农耕聚落的兴盛地、早期城址的发现地，当然也是中华人文始祖“三皇五帝”的主要诞生与活动区域。二是形成期，夏商周为主要时段。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建都在中原，以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三代辉煌也在中原。三是鼎盛期，秦汉隋唐北宋为主要时段。以西安、洛阳、开封为代表的王朝大古都建立在黄河中游与中下游之交的地区，构成了中国大古都的东西轴线，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汉唐文明。四是衰微期，金元明清民国为主要时段。中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北京，中国的经济中心转移到长江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水旱蝗灾成为常态，至关重要的中原地区的主线是苦难与灾害。五是复兴期，新中国建立至今。新中国的建立为黄河文化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黄河流域各省份改革发展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将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并提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的重要论断^［8］。这对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黄河文化的主要特点

    黄河文化的发展历程表明，黄河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相吻合、相协调、相统一。黄河文化发展的源头，代表了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支源头；黄河文化发展的鼎盛，代表了中华文化发展的鼎盛；黄河文化铸就的灵魂，代表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黄河文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黄河文化的根源性。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足以证明黄河区域是中国人类起源与早期文化的主要源头所在，古代农耕的起源与发展、青铜文明的起源、国家基本制度的特色形成、主要思想观念学说的形成与文化艺术的源头，还有科技发明的源头都与这里有关，在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中无不闪烁着黄河文化的底色。二是黄河文化的主干性。主干性表现的是历史发展的高度，无论是青铜文明的鼎盛还是封建王朝的辉煌，以及人文科技的发达，黄河文化与中华文化表现为高度的一致。三是黄河文化的系统性。系统性表现的是中华文化持续不断的发展，可以用不间断、无断层来形容。在黄河文化的核心大中原地区，不但表现为大的王朝文明不间断，还表现为史前文化链条的无断层。这种连续性和系统性是其他文化无可比拟的。四是黄河文化的融合性。黄河文化的融合发展，是与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的。黄河不仅见证了历次的中华民族大融合，也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将各个族群的文化有机融合在一块，形成了包容发展的特点。五是黄河文化的本质性。黄土-黄河-黄种人-黄帝（皇帝），以及贵为黄色所形成的中国文化底色，成为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具有的“中国特色”的关键所在。

（一）需要把握黄河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把握好黄河区域文化之间关系的前提，是要认清黄河文化的基本要义。要明确黄河文化的内涵，首先要理清黄河的范围。当代黄河流域涉及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省份，但古代黄河下游多次变迁，还涉及河北、天津、安徽、江苏等地。因此，黄河流域的古今变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黄河”概念。

    黄河文化是由若干区域文化组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黄河上游的河湟文化、黄河中游的关中文化和河洛文化、黄河下游的齐鲁文化。这四种文化^［8］总体应为黄河区域文化中的骨干文化。有的学者将黄河文化分为三秦文化区、中州文化区、齐鲁文化区、燕赵文化区、三晋文化区、河湟文化区^［2］22-30。但以黄河为主干、黄河干支流所构成的相关文化总的来说，可以有河湟文化、河套文化、泾渭文化（关中文化）、河汾文化、河洛文化、河济文化、黄淮文化、汶泗文化（齐鲁文化）等。这些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了绚丽多姿的黄河文化。

    黄河文化的核心是都城文化。泾渭文化的中心是西安大古都，以周秦汉唐文化为主干，以咸阳、长安两大古都为依托，以蓝田猿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大发现为源头，形成了有源头有主干的文化发展链条。河洛文化以洛阳大古都为核心，以洛阳、郑州、开封三大古都为依托，以环嵩山文化圈为主要文化链条，形成以夏商周秦汉唐宋为主干、基本代表了中国古代大都的“黄河时代”。尤其是洛阳盆地东西排列的五大都城遗址，更是洛阳在中国古代特殊地位的反映。由荥阳织机洞、许昌人与灵井文化、郑州李家村、郑州老奶奶庙反映的早期文化，虽不及蓝田猿人久远，但在现代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新郑裴李岗遗址、渑池仰韶遗址、灵宝“黄帝铸鼎原”遗址群、郑州大河村遗址、荥阳青台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洛阳王湾遗址等，都是考古文化的重要代表，“河图洛书”则是文献所述中国文化的源头。至于河汾文化中的南部区域更是古代所称“三河”中的“河东”，其与河洛文化所称的“河南”、河济文化所称的“河内”，并为中国早期的政治中心。河东更多反映了“三皇五帝”的活动地域，河内则有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殷商旧都，河南则以夏文化中心为代表。三者共同反映了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步，同时也代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与繁盛。

    黄河文化的基础是农耕文化。黄河区域文化整体呈现了农耕文化的特色，在史前时期农耕文化已有较为系统的呈现，历史时期重大的农耕制度与技术都深深打下了较为浓厚的“黄河”印记。如在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之际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都发现的大量石磨盘、石磨棒、锯齿镰等属于典型的农业工具。即使在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也发现了定居的农耕村落，有的地方还发现有粟、稷等实物。这些发现与磁山遗址发现的窖藏粟类粮食，反映了农耕文明的发达性。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相关遗存中均发现有农耕定居的村落、种类齐全的石制工具，以及猪、鸡、狗、羊等家畜遗骨，还有粟、黍，甚至水稻的标本，反映了这里的原始农业的稳定与发达。历史时期，无论是铁制农业工具的技术水平，还是农耕灌溉技术水平，《吕氏春秋》《管子》中保留的农耕知识水平，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的农业天象认知水平，以及井田制、农业赋税制、农神崇拜制等农耕制度水平，都是由黄河流域兴起并达到高峰，构成了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成为农耕时代的世界高峰。泾渭文化、河汾文化、河洛文化、河济文化区构成了粟作农耕文化的核心，但在河济文化、黄淮文化、汶泗文化区则在边缘地带形成粟稻农业混作区，其稻作农业的起源也比较早。汶泗文化则与海洋文化有交集，相关痕迹十分明显。黄河上游的河湟文化、河套文化则处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历史上游牧民族的汉化、民族间的融合，都是这一地区重要的文化现象，其在中华民族形成壮大过程中的作用不容低估。

    黄河文化的灵魂是思想文化。中国文化中本质特征是阴阳太极理论学说，伏羲所创立的“河图洛书”正是这个理论的载体与雏形。无论是“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还是河洛汇流，伏羲观悟受到重要启迪所形成的阴阳太极学说，这些都在河洛文化中得以体现。文王演周易在河南汤阴，属于河内地区的范畴。由《周易》衍生的儒家与道家文化，构成了中国人对社会与自然的认知水平与方法。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鲁人，但他的祖籍是宋国，他又到中原周游列国，“入周问礼”。道家创始人老子，祖籍河南鹿邑，长期在东周都城洛阳生活，在函谷关完成了代表作《道德经》。这样儒道文化与其源头“河图洛书”都交汇到河洛文化，汶泗（齐鲁）文化与黄淮文化又是两个文化不可或缺的环节。这就形成了黄河下游黄淮交汇地带的思想文化高地，以此建构了中华民族内在基因，系民族之魂的根脉所在。

（二）需要把握黄河文化与中原文化、华夏文明、黄帝文化的关系

    黄河文化与中原文化都属于特定地域的文化，黄河文化因涉及上中下游，地域范围要大，而中原文化涉及的地域要小。因为狭义的中原就是河南，广义的中原涉及河南及周边地区，中原文化涉及部分长江流域与较多的淮河流域，所以也与黄河文化的范围有所差别。河洛文化涉及地域较中原文化小，所以应为黄河文化所属的分支文化。

    华夏文明与黄河文化、中原文化最大的区别是前者侧重于族群，后者侧重于地域。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主要居住在中原。汉代以前，在中原与华夏族杂居的还有戎、狄、夷、羌等少数族群。他们在中原与华夏族杂居交融，到汉代形成更大的族群汉族，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

    黄帝文化的核心就是上古时期黄帝部族所创造的文化。黄帝部族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黄帝作为“五帝之首”，是上古时期部族间整合与融合的重要代表。从黄河文化的角度而言，黄帝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源头，黄帝文化是以黄河为代表的主干文化的开端。黄帝主要活动在大中原地区，也是中原文化成为核心文化的重要代表。黄土、黄河、黄种人、黄帝、黄色，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干基因。

（三）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异同

    长江文化从上中下游来看，也是由若干区域文化所构成。长江区域文化包含了巴蜀文化、滇贵文化、两湖文化、闽赣文化、江淮文化、江南文化等。这些区域文化虽然其间也有着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说各个分支文化的互补，构成了多彩绚丽的长江文化。千百年来，奔腾的长江与黄河一起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这是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最大的共同点。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最大区别在于：长江文化是地域文化；黄河流域由于长期作为政治中心，黄河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国家文化、中央文化，其重要的贡献是制度文化，这是一般的地域文化无法企及的。

    两者的明显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农耕文化方面，两者有着“北粟南稻”的差别。在浙江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苏浙一带的河姆渡文化，江西、福建、广东、云南，以及长江中游至淮河上游都发现了炭化水稻。尤其是淮河上游的舞阳贾湖也有水稻发现，反映这里可能是粟稻农业的交汇地带，反映在史前时期南北农耕文明有着各自的传统。二是政治文化方面，有着“北庭南民”的差别。以唐代为分界线，中国经济中心有一个明显的转折。唐代以前，中国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统一的，以黄河流域为主；从唐代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逐渐分离。先是经济中心，后是文化中心，逐渐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政治中心则向北方（北京）转移。三大中心的逐渐转移，使以河南为代表的黄河隆起高地形成了塌陷。长江流域尽管有南京、杭州两个大古都，但始终没有形成真正代表中国辉煌的都城群落。三是文化风格方面，有着“北儒南楚”的差别。北方庄重、南方灵巧，北方质朴、南方浪漫，北方淳厚、南方轻盈。南北方在整个的审美情趣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如果以文学作品为代表，先秦时北方的《左传》，就是一本实实在在的编年史传；南方的《楚辞》则是在诗人的灵动中，去回答史学之天问。四是在历史源头方面，有着“北黄南炎”的差别。黄河流域保留有大量的炎黄文化的史迹与传说，如黄帝故里在新郑等，终葬地在陕西黄陵、河南灵宝等说法，也不乏炎帝故里在陕西宝鸡、山西高平等，故都在河南淮阳等说法。但总体看炎帝在南方的说法更为流行，如炎帝陵在湖南炎陵县，炎帝故里在湖北随州市等。炎黄二帝均为中华人文始祖，又有兄弟缘分，炎帝更多的贡献集中在农业与中草药方面，黄帝的贡献是综合的、全方位的，两者构成了当代华夏族裔的共同认知。五是干流变迁方面，有着“河变江不变”的差别。古往今来，长江干流没有发生大的变迁，长江主要支流也没有发生大的变迁。黄河则发生过26次大的改道，尤其是6次重大改道，主要是北流与南流两种大的形态。以郑州为顶端，向北有“汉志-山经河道”“汉志-禹贡河道”“东汉大河”等代表性河道，向南则有“鸿沟水系”“汴河-涡淮河道”“贾鲁-沙颍淮河道”等。黄河下游河道不但曾经夺淮，奠定了当代淮河水系的基础，而且也永久地占有了济水故道。现在在河南东部、北部，河北南部、东部，天津，以及安徽北部、江苏北部都有黄河故道，黄河下游对黄淮海平原有较大的影响，所以现代黄河流域仅有166年的历史，古今黄河构成了“大黄河”的概念。黄河、长江的“动”与“静”，也构成了奇特的河江现象。从目前看，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形成了中华文化区域间的互补性，形成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完整性，也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

    培育黄河精神，挖掘时代价值。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黄河魂’就是以黄河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本质。”^［9］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探索，有学者认为，黄河文化“是东方文明的伟大象征。她造就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刻苦，奋发前进。她也涵养了我们民族的性格，这就是温柔敦厚，谦恭俭让，自强不息，厚物载德”^［10］。积极探寻黄河文化的精神力量，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对于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及时代价值

    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是东方观念的重要代表，从伏羲画八卦开创的阴阳太极理念，到易经所强调的天地人“三才”并立，而以人为核心形成了三者的协调。由此衍生的道儒两大思想流派，虽然关注点不同，但其核心要义在于追求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而这种和谐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由庄子阐述，到汉代由董仲舒发展成为较为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成为自然、社会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与黄河流域特定的生态环境有关，以及人们依托这种环境而长期观察思考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哲学思想对世界作出的重要贡献，也是当代文化自信、全面发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及时代价值

    从黄河干流的地貌形态考察，无论是黄河壶口大气磅礴的勇往直前精神，还是“鲤鱼跳龙门”逆流而上的奋进向前精神，以及黄河“三门”之前的中流砥柱所表现出来不畏危流的顶天立地精神，均对中华民族的品格塑造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的元典传说，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大无畏精神。中华民族的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的生存理念，使中华民族品格上具有锐利性与韧性的统一。这些精神理念与民族品格，尤其是在遇到困难时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奋发向前的品格，均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及时代价值

    从黄帝一统到大禹治水，中国传统科技在早期交流融合中开始了萌芽。在与洪水的搏斗中，水利工程的技术和方法逐渐诞生，相关的数学知识和天文知识也显露了最初的原形。在生产实践中，石制生产工具逐渐被铁制生产工具代替。陶瓷的发明，是人类依托资源进行质地提升变化的重要进步。丝绸，也是对人类重要的贡献。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的物候知识体系的总结与成熟、陶瓷铜铁技术的发明与提升、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技发明创造，均成为黄河流域古代科技水平的最高代表。黄河流域在夏商周秦汉唐宋这一较长的发展时段，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种人与自然环境、人与人之间长期的互动，形成了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水平，从而推动东方文明的经久不衰，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亮点。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其核心是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这是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重要时代价值的体现。

（四）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及时代价值

    黄河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汇流成影响中华民族品性的文化大河。黄土的厚实，黄河的强悍，族群的多样，文化的多彩，从古到今在这一方水土的养育下，逐渐形成了族群间的包容。这种包容是立足于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包容，是敞开胸怀相互欣赏的包容。中华文化所拥有的巨大韧性，始终不断将各种文化汇聚在一起。本土文化吸纳外来文化得以壮大，外来文化在与本土的适应改造中找到了发展空间，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无可比拟的巨大文明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但是包容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华文化品质的重要体现，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是人类进步的主流。

    培育黄河精神，挖掘时代价值，是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力弘扬黄河文化，就要强化同根同源的民族认同，进一步激发家国情怀；就要吸取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进一步砥砺为民初心；就要锻造百折不挠的刚健风骨，进一步增强斗争精神；就要秉持革故鼎新的开拓意识，进一步营造创新氛围；就要珍视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进一步树牢绿色理念；就要涵养兼收并蓄的包容胸襟，进一步提升开放格局^［11］。这些认知，可以提高人们的文化自信，鼓舞人们凝聚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